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是一部极具艺术审美价值的专题性画谱，画谱刊刻于南宋景定二年(公元1621年)，分上、下两卷，为历代画家、版本鉴藏家所珍视。宋伯仁工诗、善画梅，由于他形象地从梅花的蓓蕾、小蕊、大蕊、欲开、大开、烂漫、欲谢、就实等过程绘出了—百幅不同姿态的梅花，每幅配有题名和五言诗一首，画谱的雕工又极其精细，可以说这是我国第—部以梅花为艺术形象的木刻雕版画谱。
至于当年为什么不称《梅花画谱》而称《梅花喜神谱》?清代学者钱大昕在《竹汀先生日记抄》里有一段话：“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凡百图，图后五言绝一首，题曰“喜神”，盖宋时俗语，以写像为喜神也。”这个说法准不准还待进一步查考，但至今江浙一带，确实还有称画像为喜神的。宋伯仁画梅，十分重视其神韵，他把画谱称为“喜神”，是从画人像移用过来的，是诗意化的一种比喻，借用这一比喻，意在显现多种梅花在整个花期中惟妙惟肖的全过程，其用心之良苦，观察之精到于兹可见。那么，“喜神”之说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为何不称画人像为画像呢？
原来，“喜神”之说起于汉唐。中国古代的“写”亦即书写、作画之谓，或抄写、誊录之意。绘画史中的术语——“写生”，指的就是以山水、人物或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画家或初学绘画的人常常把写生、写真当作锻炼表现技法、搜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手段的。“写真”也是中国肖像画的传统名称，要求对人物的肖像画不但要十分的象，还要形神兼备，惟妙惟肖。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中有“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遇佳士亦写真”。《晋书·顾恺之传》中，还行传神写照之说：“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中”。……说的都是对人像真实描绘写真之意。
在中国历史上对人物肖像画的写生、写真的绘画理论与传统技法也是非常丰富的，“写真”、“写生”、“喜神”之说相当深广。谈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的文化之所以能传承至今，完全有赖于过去象形文字的统—和对过去优秀文化的继承，正是由于文字的统—和对优秀文化的继承，才仪中国的文明象—根不断的红线，把古老和现今连接了起来，为中国人建立了智慧的宝库。
但文字的统一并不能解决各地方言的差异，这又是中华民族丰富多采的一个表征。就拿“写生”一词为例，各地的读音就有不同，它与江浙一带的“喜神”读音十分接近。笔者本人才疏学浅，不是语言学家，不敢妄加论述，但感到这两个词既有读音相近之处，也有在绘画上意象相近的喻意。更有意味的是，在唐代大量引进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艺术的日本，对人物肖像画也称作“写生”，其日语的发音极近中国的“喜神”之音。
自从1839年法国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并逐渐传播到东方后，中国清代末期才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像摄影，中国人称摄影，“摄者、摄取之意也”，中国人一看即懂，—听即明。而日本接触到摄影时正处在明治维新时代，他们在大量接受西方科技事物中，常常把许多新事物按照西方的语音作称谓，但唯独对摄影没有按西方PHOTO的语音翻译成“富图”，依然保留了“喜神”之音，即日文的“写真”之义，这也可以说是中日之间在历史文化方面相通相连的一个例子。
面对现代摄影科技日新月异的迅速发展，笔者过去曾有过一个遐想，如果在宋代即有了摄影术，并对梅花作了生动的摄影记载，那该是多么精彩的壮举!当然，这只是不切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一种遐想。笔者对梅花摄影的认识，曾作过一些粗浅表达，但强烈地感觉到现代对梅花进行摄影的现状，大大落后于我国梅花发展的实际，搞梅科研的多偏重于对梅花只作清晰的摄影记载，搞艺术摄影的虽然想表现梅花的神韵与精神，但对梅花的科技知识以及对梅文化丰富内涵所知甚少，甚至把它等同于一般的花卉摄影艺术，这都是不尽人意的问题。笔者的态度是：对梅花摄影不宜笼统强调摄影艺术，而应坚持审美与实践的观点，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才能拍摄出既有创意又有不同个人风格、切合现时代鼓舞人们精神的梅花照片。中国历代的绘画理论与梅文化是十分丰富的。中国现代的梅科研和梅文化也是空前兴旺的。中国人民跨入21世纪后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比过去更增强了。
“花事兴，国运盛，国运盛，文明昌……”这是宋人李格非(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在《洛阳名园记》中的一段话。在这声喟叹里，融进了华夏千古文明的沧桑，也揭示了一条朴素的哲理。
（记者梅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