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花卉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宝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花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闲情文化
中国花卉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东方式的闲情文化。中国人把养花叫“玩花”，这一个“玩”字，表明“莳花弄草”是一种闲暇活动。它可以调节、丰富生活，但不可能成为生活的主流。古时的文人逸士，他们有条件和闲暇莳花弄草、欣赏花卉，是其悠闲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颇富东方情调的中国花文化。
（二）多功能性
中国的花卉资源是那样的丰富，用途是那样的广泛，以致于在中国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花的存在。
据古籍记载，神农氏遍尝百草百花，使花草成为华夏民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和药物来源。中国人的发生、存在和壮大，都与花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华夏”这一民族的图腾柱上，凝聚着他们对于花木的倾心爱戴、由衷赞美和无比尊崇。人们心目中种种花草的形象，成了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加上各种花草本身的实际功用，便很自然地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三）泛人文观
中国的文化，充满着泛人文主义色彩。泛人文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与现实人生联系起来。中国的花文化就具有这一明显的特征。
在对于花木的观赏活动中，更能体现中国人别具一格的生命感悟方式。中国古人由于受民族自生的道家思想（包括黄帝、老子、庄子）的影响，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从来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而总是把它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有生命的活物看待。他们认为，宇宙间无非有3种活的生物：人、禽兽、花木。这三者并无等级上的差别。他们都是天、地的产物。由于花木和动物在生命形式这一本质的规定性上是一致的，所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严肃认真地把花木当做像人一般的生灵对待，认为花木也和人一样有智有能。在中国的许多古代典籍中，出现了许多木神花仙。就连花木命名也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君子兰、含羞草、仙人掌、罗汉松、美人蕉、湘妃竹……仅从这拟人化的名称，就可见人与花木亲密相间的程度。
更让人惊讶的是，中国古人深信，某些花木就是人变成的。人所共知的”岁寒三友”(松、竹、梅)，“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花中十二师”(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蜡梅、杜鹃、玉兰)，“花中十二友”(珠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花十二婢”(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兰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花王花相”(牡丹、芍药)等等说法不仅表现了以花比人、以人比花、把花当人、把人当花的观念，而且，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古人往往把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强捺在花木身上，将花木分成帝王、宰相、君子、师长、朋友、仆人的等级赋予了人格化的内涵。
如此这般，儒家的等级观念和道家的将万事万物看作有生命的个体的思想，便不期而然地在古人对于花木的观赏和体验中交融起来，如果再加上外来的佛家哲学，三位一体，就构成了古人花木观的基础。当然，隐藏在这种花木观背后的儒、道、释三种成分，绝不是平分秋色，而主要是道家和儒家观念。王维、白居易被认为是佛教造诣很深的华夏知识分子，但他们对于花木的种植、观赏和体验中所流露的情趣，却主要是儒、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