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汤显祖《牡丹亭》人文情怀
摘要:在明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现实面前,戏剧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情”抗“理”,用人文精神向封建礼教宣战,散发出作者浓厚的人文“情”怀。
在今天的文化记忆符号里,明代可以说是理学桎梏与思想解放并存。从明初朱元璋王朝开始,“程朱理学”不仅是社会精英们的呼吁的口号,而且跃升到国家法制层面从而强有力地浸润到市民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人们正常的生存欲求和追求自由美满婚姻的愿望都被捆束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天条中,个性无处存身,人文无从谈起。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强烈要求个性解放也如滚滚洪流与程朱理学呈分庭抗礼之势。王学左派和罗汝芳、李贽等进步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神圣化的思想进行挑战和抨击。泰州学派王艮和颜钧分别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制欲非体仁”两个著名论点。李贽进一步戳穿道学家的虚伪面目:“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李贽《焚书》)他在《焚书》中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应“各以所好,各骋所长”以保持“未雕未琢”的自然天性。
汤显祖的哲学思想深受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他青年时代受教于泰州学派著名思想家罗汝芳,又十分崇拜当时最为著名的“异端之尤”——李贽。汤显祖高扬人文主义的大旗,主张个性解放,人性至上,以情驳理,成为程朱理学大胆的叛逆者。
一、汤显祖的“情真说”与人文情怀
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与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代表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东西方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剧中主人公的性格都被注入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集中体现为对人本身的关注、尊重和重视,它着眼于生命关怀,着眼于人性,注重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尤其是人的心灵、精神和情感。人既是社会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人不同于一般的“物”,它的根本是“内在”而非“外在”,因此,人文精神倡导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社会要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在需求。
汤显祖的人文理想就是通过肯定人之“真情”表现出来。汤显祖认为无论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不管诗文还是戏曲小说,都重在一个“情”字。“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耳伯麻姑游诗序》)。只要是真实的情至之语,皆为天下之至文。《牡丹亭题词》“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正是汤显祖“真情”说的注脚。汤显祖在说到他的四梦创作时曾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汤显祖文集》卷四十七《复甘义麓》)。汤显祖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进行理学说教,他在《寄达观》一文中十分推崇达观的“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之说,认为真是“一刀两断语”。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情理关系说,这种说法太过绝对化,但从反对道学家的“天理”,而充分肯定百姓的“人欲”角度说,则是很有战斗力的。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人人有情,各不相同,因为各有个性。《董解元西厢题辞》云:“万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张之情于花月徘徊之间,余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于笔墨烟波之际。董之发乎情也,铿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坠。余之发乎情也,宴酣啸傲,可以以翱而以翔。”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倾注了无限深情:“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汤显祖文集》卷十八《七夕醉答君东二首》之二),明人吕天成《品曲》称汤显祖:“情痴一种。”《牡丹亭》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商小玲演唱《寻梦》出,悲恸气绝于舞台;娄江女子俞二娘伤此曲“惋愤而终”;冯小青姑娘更是写诗寄情:“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这些正是对于汤显祖之“真情”追求的共鸣与回响。
二、以情抗理与以情抗礼
汤显祖的人文情怀具体表现在他以笔为枪,以“情”抗“天理”,以“情”向封建礼教宣战。《牡丹亭》中所反映的无情的现实世界主要包括封建的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和包办婚姻。这三座大山压在丽娘身心上,使她艰于呼吸。而“情”可以说是丽娘的化身,是丽娘之为一个浪漫少女的灵魂,她也正是以“至情”之心勇敢捍卫了自己的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尊严。
对封建家庭教育的突围。杜宝夫妻对独生女儿奉为掌上明珠。他们以爱的名义,用封建理学的天罗地网将女儿层层捆绑,将她压得不能呼吸视听。夫妻平时对女儿严加管束。平时除了女工,就是“孔子诗书”,“周公礼数”,只希望她日后成为“谢女班姬”一类的才女(《训女》),连睡个午觉都受到呵斥。丽娘这样的年轻女性长期生活在程朱理学的严酷统治牢笼中,思想的禁锢可以说达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十六岁的少女竟然不知道家里有一个姹紫嫣红、蜂飞蝶舞的后花园。母亲一再叮嘱年轻女孩千万不能去花园冷僻之处。甚至“怪他裙衩上,花鸟绣双双”(《惊梦》)。连人皆有之的最起码的爱美之心都让他们恐慌,恐怕这些花草虫鸟触发少女本能的情欲,造成不堪的结果。
“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南宋叶绍翁《游园不值》),封建家庭教育禁锢年轻人的牢笼有多坚固,年轻人冲破牢笼的决心就有多坚韧。杜丽娘一句“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道尽天下年轻人的心声。面对母亲年轻女孩千万不能去花园冷僻之处的叮嘱,她表面顺从,私下里却与丫环春香偷偷游园。面对父母一直对自己禁闭的大好春光,心里是无限的幽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惊梦》)她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对人性的解放,个性的张扬,人权的自由孜孜不倦地追求。现实里没有自由,她在梦里追寻。在梦里她可以与心上人尽享爱情的甜蜜。美梦惊醒,现实残酷,她为情而死。即使到阴曹地府也在争取自由。赢得判官同情,用灵魂继续与情人欢会,直至还阳。在朝廷上大战世俗,直至获得自由美满的婚姻。
对无趣私塾教育的讽刺。杜丽娘所接受的闺塾教育也都是禁锢人性的封建理学。《闺塾》中交代,丽娘所读无非《四书》和经腐儒故意歪曲了的《诗经》。连《关雎》很明白的男女爱情之主题都被篡改为歌颂“后妃之德”。还有“《昔氏贤文》,把人禁杀”。天天对着腐儒“圣人千言万语,则要人‘收其放心’”的教条。还有那“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的警告。《闺塾》集中火力向以陈最良为代表的腐儒和当时整个封建教育制度开战。剧作以喜剧、闹剧的形式展开。让两个充满朝气、对封建教育制度深恶痛绝的青春少女做自己的代言人,与老腐儒对垒,嬉笑怒骂中尽情奚落了没落的儒学。
作者在剧中塑造一个地位低下,没有多少学问,因而受封建毒害与约束较少的丫环春香的形象。春香形象在《闺塾》一出熠熠生辉。作者让她与塾师陈最良对垒,直接向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叫板。春香一语中的,直指封建教科书的要害:“《昔氏贤文》,把人禁杀。”面对塾师陈最良叨叨不休对女子三从四德的教训反唇相讥。在讲解《毛诗》中的《关雎》时,她逗引一个道貌岸然、正经八百的老头子学鸠叫,十分滑稽。春香趁机诨闹,运用谐音,将“在河之洲”作了有趣的调侃。她故意为难腐儒:“幽闲女子”,君子们“为甚好好的求他”,让陈最良甚为不堪。陈最良令春香“取文房四宝来模字”。春香故意错拿“笔、墨、纸、砚”,陈最良茫然不识。春香兴味索然,乘机溜下。溺尿回来,她无视老师“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的警告,故意告诉小姐外面“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陈最良一听,立即要打;春香毫不客气,针锋相对。陈最良历数古人读书的榜样,春香针锋相对“待映月,耀蟾蜍眼花;待囊萤,把虫蚁儿活支煞。……比似你悬了梁,损头发;刺了股,添疤痆”。老师抡起荆条,丫头东躲西闪,最后春香“抢荆条投地”。这一掷,充分表现出春香对陈最良的轻蔑,什么封建礼法、师道尊严,统统被她抛诸脑后。
春香是硬抗,杜丽娘则是以柔克刚。她是大家闺秀,知书识理,温文贤淑,她的反抗在于绵里藏针。腐儒将诗经《关睢》及《汉广》、《桃夭》、《鸡鸣》等大多原是歌咏男女爱情、婚姻生活的诗歌牵强附会地解释为“后妃贤达”、“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没多些,只‘无邪’两字”。杜丽娘并不满足老师的字面解释,另有自己的见解,发出了“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何以人而不如鸟乎”感慨。同时没有接受“无邪”的见解,而一发不可收地触动了少女的思春情怀。这不仅是对陈最良,也是对整个封建教育的绝妙讽刺。杜丽娘的“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流露出对腐儒解释的不满。“这经文偌多?”透露出强烈的厌烦情绪。春香故意错拿“笔、墨、纸、砚”,陈最良茫然不识。杜丽娘“作笑”调侃道:这是画眉笔、薛涛笺、鸳鸯泪眼砚。她用耐人寻味之一“笑”,讥讽了这位不学无术的塾师,还令其浑然不觉。“敢问师母尊年?……学生待绣对鞋儿上寿,请个样儿。”写字当中,杜丽娘忽然问起这句话来,这是典型的姑娘家开小差的表现,却带着女孩儿特有的乖巧可爱。
对封建包办婚姻的颠覆。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柳梦梅也是一个至情种,对妻子无论人鬼,不离不弃。封建包办婚姻对杜丽娘的迫害主要表现在顽固守旧的父亲,恪守“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陈规旧律,不肯承认出身寒门的女婿和女儿自主的婚姻,百般阻挠。为了取得岳父杜宝的承认,柳梦梅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与责打。但始终坚持不懈,意气风发,有万夫不挡之勇。
《圆驾》一出杜丽娘在朝廷上看到那些叫嚣的兵丁,发出“似这般狰狞汉,叫喳喳。在阎浮殿见了些青面獠牙,也不似今番怕”的感叹。但杜丽娘夫妻在朝廷上不畏强权,为自己的自由婚姻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皇帝说:“朕闻有云:‘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杜丽娘自媒自婚,有何主见?”丽娘理直气壮地说:“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父亲杜宝说“这等胡为!”柳梦梅说:“这是阴阳配合正理。”最后皇帝被两个年轻人生死不渝的爱情所打动。二人奉旨成亲,有情人终成眷属。杜丽娘夫妻惊世骇俗的思想、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让他们的自由婚姻得到了世俗的承认。他们的人性得到解放,个性得到张扬,自由得到保障,维护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自由权。
三、情之欲与欲之情
人文情怀的核心在于尊重人,在于肯定并维护人作为自身的正常需要。《牡丹亭》中不但讴歌爱情,而且大胆地讴歌道学家难以启齿的“情欲”。孔子在《礼记》里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也说“食色,性也”。这些儒家经典都告诉人们:性,并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而是和吃饭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程朱礼教却把对正常“情欲”的压制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成“天理”。“节妇”、“烈妇”的宣传更是将青年男女正常的性爱当成洪水猛兽。
汤显祖把男女之间正常的性欲作为爱情产生的源泉和动力。在《牡丹亭》中大胆地讴歌主人公美丽、纯洁的性爱。杜丽娘不是先与柳梦梅花前月下,海誓山盟才激发欲望冲动,突破“男女大防”,而是首先因为《诗经·关雎》对美好爱情的描写而引发春情萌动。游园以后,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让她强烈感受到青春浪费,寂寞难耐,因而自然地涌发欲望的冲动,才在梦里与柳梦梅成就鱼水之欢,然后孕育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即原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的目标是按快乐原则行事,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本我如果长期受到压制,会带来身心的伤害。丽娘作为一个青春撩人的女子,“思春”、“伤情”是再正常不过的情绪,是她“本我”这片汪洋大海涌起的浪花。《惊梦》里丽娘感叹到:“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杜丽娘游园以后情思恹恹,不觉入梦。梦中一手持柳枝,丰神俊雅的书生向她求欢,她又惊又喜,几乎没有任何拒绝,便和书生在“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两情和合,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花神用五彩缤纷的鲜花缭绕着他们,最后又以一片落花惊醒香梦。真是“梦里落花知多少”。而“花神专掌惜玉怜香,竟来保护他,要他云雨十分欢幸也”。在汤显祖的生花妙笔下,浪漫温馨、美轮美奂的环境与甜蜜性爱相映成趣,大自然万物复苏的盎然生机与年青男女生命欲求的自由张扬和谐地融为一体。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是美丽的,伴随生命而来的自然的天性也是美丽的,那么对人的天性所焕发出来的“人欲”的压抑就是罪恶的。
《牡丹亭》里对杜丽娘与柳梦梅由“性”而“情”的大胆描写,与《西厢记》里的崔莺莺对张生由“情”到“欲”的过程截然不同。这正是明代后期王学左派尊重人的生存权利,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形象阐释。正因为如此,《牡丹亭》的反封建礼教、宣扬个性解放、主张爱情婚姻自由才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古代爱情剧的思想深度和社会深度。沈德符《顾曲杂言》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春芳,中文硕士,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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